PaulDanos：中国无疑拥有一个相当大的人口基数，基于巨大的人口基数，商学院的数量也在不断地增长。我认为在接下来的20年时间中，对于中国商学院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考虑如何处理“高速增长”的问题。

　　对于商学院教育产业来说，美国是一个稳定的市场，因为在美国已经拥有了成百上千的商学院，美国市场已经十分饱和。欧洲的商学院市场也要比亚洲更为饱和一些。目前亚洲的这个产业也正在迅速迎头赶上，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势头更加迅猛，经济的高速增长势必要求有更多适应发展需求的人才，而商学院的建造速度显然是赶不上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的。所以说，看看这些国家是如何应对“成长”的问题，将是十分有趣的。

　　在中国商学院产业的发展过程中，必定会涌现出一系列非常优秀的院校，但问题是怎样去满足经济发展中每一个希望进入商业世界的人的需求。据我所知，在美国超过30%的大学学生选择上商学院，其中有10%的学生获得MBA，所以在美国很多的大学，本科阶段最重要的专业就是商业。我相信中国也会走上一条相同的道路：涌现出数以万计的大学，他们中的大多数不但会重视工程技术和科学等专业，也包括商业。这些大量专业学校的涌现，将会把商业推向一个更高的层次。当然，发展过程中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去做。

　　我认为，对于商学院这个产业，最关键的问题也许不是学生的需求，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永远会有许许多多的需求，并且需求的增长会远远地超出学校供给的增长。根据TUCK的办学经验，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对于商学院这一产业，需求与供给是同时增长的———但在中国、印度以及世界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需求的增长将会远远超过供给的增长，市场将呈现出供不应求的局面。在这样的新兴市场国家，注定将有很多人试图进入商业领域，问题是，是不是有如此多的商学院来满足这一庞大人群的需求。

　　《上海金融报》：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宏伟蓝图的实现，离不开金融人才。就校长先生您看来，上海目前在金融人才的培养方面还存在哪些问题？

　　PaulDanos：我认为新加坡在人才的培养方面做得十分出色，也许上海能从新加坡身上学到一些东西。新加坡已成为一个对于世界银行业来说十分重要的地方，当然纽约、伦敦、弗兰克林和其他一些城市也都是非常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对于人才的汇聚作用显而易见，就TUCK学院的学生来说，大多数学生在毕业后都在这些世界级的金融中心工作，也有大约40%的学生从事金融领域的相关工作。

　　摆在上海面前的问题是，有多少为国际金融中心服务的人才受过金融方向的MBA教育？人才传统的培养模式是大学生在本科毕业后离开学校，接受一些金融实务的训练，然后在二十五、六岁的时候重返校园接受MBA教育。我们可以看到，在纽约和伦敦，会计和金融的实务培训是很多的，对于这一方面有研究的专业人员也同样不少。那么，这样模式的人才培训在上海有多少呢？

　　我所了解的是，传统院校的培养职能正被各家雇用人才的金融机构所代行。每一家银行以及金融机构都会有一套他们独特的人才培训模式，但这样的自主培训或许正是由于传统院校对于金融人才培养机制缺失所致，因此金融机构才不得不进行自主培训。如果上海要成为亚洲的金融中心，甚至进一步来说成为世界性的金融中心的话，当然还有很多方面的工作要去做，其中，提高本土院校对金融人才的培养能力，无疑是重要一方面。

　　仅仅依靠训练是不够的，的确，MBA很有价值，但我发现亚洲很多高校的MBA教育太过于“传统”了，他们大多遵循着这样一种模式———教授在讲台上讲课，学生在台下认真听讲，但并没有什么机会参与到课堂之中。而在发达国家的一些MBA授课中，参与性是十分被强调的，因为这正是商业所需。太过于“传统”的授课方式并不能使得学生学会一些商业世界所必需的“软技能”———领导力、沟通能力、团队精神等，而我认为，亚洲的商学院在一些硬性指标，如金融课程、管理技能的教授和培养方面已经做得很好了。

(编辑：程启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