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业的强监管态势仍在延续。据同花顺Ifind统计，截至9月18日，银保监系统针对各类保险公司（不含个人）累计开出罚单348张（以发布日期计），累计罚金约7000万元。其中，中介机构及兼业代理机构罚单占近七成，编制虚假资料、违规给予合同外利益等成处罚重灾区。但是，相较去年同期的600余张罚单，超1亿元罚金，2019年保险业罚单数量大幅减少，处罚金额缩水近四成。业内人士表示，处罚数量和罚款金额同比双降，既有2018年“最严监管年”的威慑力，也有监管回归常态的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监管部门对主要责任人与机构“双罚”已成常态，针对个人罚单数量较往年明显增加，罚单数量达100余张，涉及人数逾400人次。业内人士预计，在今年针对保险中介市场出台多个监管细则基础上，银保监会或将出台更多细化监管措施，从而进一步弥补保险监管短板，防范化解风险，治理市场乱象。

　　罚单罚金同比双缩水

　　在今年银保监系统开出的348张罚单中，银保监会层面罚单共8张，涉及险企包括华海财险、永诚财险和信美相互三家保险公司，合计处罚金额150万元。此外，太保安联、新光海航等五家险企因不同原因被银保监会提出通报，部分险企还被暂时叫停新产品备案。

　　地方监管层面共有36个地方监管分局对辖区内保险机构开出罚单。据不完全统计，上海银保监局力度最强，对保险机构累计开出罚单23张。处罚对象既包括中国人寿、中国人保等保险公司分公司，也包括上海陆邦保险代理有限公司、上海联量保险公估有限公司、上海泰达汽车保险公估有限公司、上海奋威保险代理有限公司等保险中介公司。

　　在目前各地银保监局公布的接受行政处罚的保险机构中，中华联合财险成都支公司罚金数额居首，为155万元，涉及“拒不依法履行保险合同约定的赔偿义务、编制或者提供虚假资料以及虚假理赔以冲销投保人应缴的保险费”三项违规行为。

　　“虚假资料”成处罚重灾区

　　整体来看，不同于2017年、2018年动辄百万元的大额罚单，今年以来监管罚金额度多集中在数十万元，千元罚单也很常见，百万元级大额罚单仅为个位数，且多为数项并罚。

　　例如，华贵人寿因给予投保人保险合同约定以外的其他利益等三项违规累计被罚130万元；因给予投保人保险合同约定以外利益以及编制虚假财务资料，太保财险重庆分公司及当事人肖欣、王鉴、陈鹏、刘树平共计被罚130万元；中国人保深圳分公司因编制或者提供虚假资料，未按照规定使用经批准或者备案的保险条款、保险费率被罚100万元。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监管部门对机构罚单有所减少，但针对责任人的处罚趋严趋重。截至目前，已处罚个人逾400人次，为历年同期最多，且不乏企业高管，包括人保寿险深圳分公司、阳光人寿绵阳中心支公司等20余家险企分公司相关高管遭到撤销任职资格处罚。

　　虽然保险机构违规种类名目繁多，但据记者统计，违规原因明确指向“编制或者提供虚假资料”的占比达三成。对于此类违规多发原因，中国社科院保险与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秘书长王向楠表示，一方面，此类资料是企业对外传递自身资质和运行情况的载体，是各利益相关者判断企业状况的主要依据，也是保险监管行政决定的重要参考，所以企业有动力“美化”；另一方面，这些违规一般没有消费者投诉，也通常不涉及公司治理等大事件，因此往往需要监管部门扩宽检查覆盖面、加强现场检查、提升检查的技术手段才能发现。

　　“开罚单”与“补制度”并举

　　从银保监系统下发的罚单不难看出，在整治市场乱象方面，银保监会一方面坚持从严执法尺度，坚决执行机构与人员双罚制；另一方面加强处罚常态化，对于重点领域重点机构顽疾加强监管。业内人士预计，下一步，监管部门仍将工作重心放在巩固乱象整治工作成果、持续推动重点领域问题整治等方面，并将进一步补齐制度短板。

　　事实上，今年以来，除开具罚单外，银保监会已持续针对中介乱象等重点领域完善相关制度，相继发布《加强保险公司中介渠道业务管理的通知》《关于开展保险专业中介机构从业人员执业登记数据清核工作的通知》《关于开展保险公司销售从业人员执业登记数据清核工作的通知》《2019年保险中介市场乱象整治工作方案》《关于规范互联网保险销售行为可回溯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征求意见稿）》等。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保险研究室副主任朱俊生预计，在此基础上银保监会或将出台更多细化监管措施，从而进一步弥补保险监管短板，防范化解风险，治理市场乱象。

　　银保监会在此前印发的《关于开展“巩固治乱象成果促进合规建设”工作的通知》中强调，保险业市场乱象成因复杂，整治工作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不可能一蹴而就。保险业仍然处于风险易发多发期，一些重点领域重点机构的风险及顽疾仍然存在，如保险销售误导和理赔难等问题还较为突出。下一步监管还将持续推动重点领域问题整治，非银行领域各类机构按照相关要点开展整治。通过整治，严查政策执行，严查新规落实，突出风险和问题导向，突出处罚和问责，下大力气解决违规成本过低的问题。并按照“强内控、强合规”的工作思路，督促保险机构通过增强内部控制的充分性和有效性，提升合规水平和全面风险管理能力。